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ëtr Il’ič Čajkovskij）。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圣彼得堡，1893年10月28日：柴可夫斯基指挥自己第六交响曲《悲怆》的首演，这部交响曲的结尾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慢乐章在低音区渐渐熄灭。观众不知所措。九天之后，11月6日，作曲家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一百三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死因。
官方说法是霍乱：一杯没有煮沸的水，在疫情期间的一家餐馆里喝下，疾病有贝尔滕松（Bertenson）兄弟的医疗公报为证，弥留之际是在弟弟莫杰斯特（Modest）家中。这是当代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亚历山大·波兹南斯基（Alexander Poznansky）所支持的说法，他梳理过回忆录和档案。与之相对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怪事：针对霍乱死者葬礼的防疫规定，被明目张胆地无视，遗体在家中停放，被来访者亲吻；还有医生们对那杯致命之水发生在哪一天的叙述互相矛盾。
第二种说法是第一种的旁枝：不是因疏忽而染上霍乱，而是蓄意的自伤，为了寻求疾病而喝下被污染的水，喝的人一辈子都与抑郁相伴。它没有文献支持：它有的是《悲怆》的终曲，许多人觉得那像一封用音符写成的告别。这是一个情感上很有力、历史上却极其薄弱的论据：最后几个月的书信显示，柴可夫斯基勤于工作，满是计划，而且相当快活。
第三种最富小说色彩，需要谨慎转述：它由流亡学者亚历山德拉·奥尔洛娃（Alexandra Orlova）于1979年提出，依据的是二手证词。据说，由法学院昔日同学组成的一个荣誉法庭，强令作曲家服毒自杀，以便在丑闻传到沙皇之前将其压下，丑闻起于他与一位年轻贵族的关系。这一说法在报纸上占据了二十年，如今大多数学者都否定它：漏洞太多，没有一份文件。但它说出了一件真实的事，即便事实是假的：在1893年的俄国，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足以毁掉他，恐惧是真实的，即便法庭并不真实。
Melos 站在文献一边，也就是霍乱一边，并遵循一条适用于所有名人之死的规则，从莫扎特开始：当传说比真相更美时，传说在报纸上获胜，真相在档案里获胜。《悲怆》与这三种说法都无关：它只是一个深知如何收尾、无人能及的人的最后一部交响曲。至于后来命运竟证明了它的“道理”，这一点的确令人无法忍受。而它是音乐，不是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