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10月16日傍晚，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抵达那不勒斯，径直去了剧院。菲奥伦蒂尼剧院（Fiorentini）上演的是皮契尼的《嫉妒生嫉妒》（Gelosia per gelosia），台上有玛丽安娜·蒙蒂（Marianna Monti）和丑角卡萨乔（Casaccia），这位英国人带着笔记本坐在池座里。他正在意大利各地游历，为自己的音乐史搜集材料：都灵、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锡耶纳，现在是那不勒斯。18日早晨，他带着小提琴家贾尔迪尼（Giardini）的一封信去见尼科洛·皮契尼（Niccolò Piccinni），问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音乐学院里有多少孩子。皮契尼用三个数字作答。圣奥诺弗里奥（Sant’Onofrio）九十人，虔敬院（Pietà）一百二十人，洛雷托圣母院（Santa Maria di Loreto）两百人。1770年，一座城市里有四百一十个孩子在全日制学习音乐，所在的建筑，皮契尼自己形容为几乎要倒塌。
然后伯尼登上卡普阿纳（Capuana）圣奥诺弗里奥的楼梯，他写下的东西，应当在意大利每一所音乐学院的理事会上大声朗读。在一间大屋子里，三四十个孩子同时练着不同的曲子。床充当大键琴手的谱架。大提琴在另一间屋，长笛和双簧管又在另一间，高音小号和小号被流放到楼梯上和高层，因为没有办法把它们关住。伯尼数了数：在练习的三四十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拉的是同一首曲子。噪音惊人。他把它记作缺点，并把他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听出的缺乏品味与精确，归因于这片喧嚣，直到他们到别处去学到这些为止。
他错了，而解释半个世纪后由一个在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待过的人给出。1821年，埃马努埃莱·因比姆博（Emanuele Imbimbo）在巴黎由菲尔曼·迪多（Firmin Didot）出版了一本关于互教法应用于音乐的小册子，讲了一件费代莱·费纳罗利（Fedele Fenaroli）告诉他的事。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参观洛雷托圣母音乐学院时，作了与伯尼同样的观察：他们怎么才能不混乱。人们回答他，同一个空间里众多的声音和乐器，产生一种由含混声音构成的嗡嗡声，耳朵分辨不出，而正因如此，每个学生才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两三个人在一间屋里就行不通：声音会是分明的，注意力每一刻都会被带走。混乱不是预算上的缺陷，而是一种教学装置。这些孩子学会的是在噪音之中守住自己的线条，而这也正是一个管弦乐队乐手一生中每天晚上被要求做的唯一一件事。
这套方法有名称，也有等级。班级有四个：基础班（包括视唱）、歌唱、帕尔蒂门托和对位。帕尔蒂门托（partimenti）是在一条低音（有数字标记的或光秃秃的）上做的练习，孩子必须在羽管键琴或管风琴上由它推出其余一切：上方声部、和声、模仿、赋格。没有一本手册在实践之前先讲解理论。有的是低音，和手。今天的人看一页费纳罗利，只看到一行音乐，别无他物，很难相信这一行同时就是练习、课程和考试。
教学的不只是教师。每所音乐学院的乐长有两位：第一位监督并修改学生的作品，第二位给学生上个别课。其余一切都经学生之手。最高年级的学生被称为 mastricelli（可译作“小师傅”），负责带最小的孩子。教师由院子里的铃声宣告到来，逐一检查谱板（cartelle），那是涂了漆、画有谱线的长方形帆布，像乐谱纸一样，可以在上面写，也可以擦掉；他当着全班修改，并讲解每处修改的缘由。正式的课结束后，非正式的课开始：大孩子向小孩子重复整个考试的过程。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年长的 mastricelli 成为教师离开，或留下来任教，而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位置。
一天从早晨到晚祷钟声响起，排得满满的。正午铃声叫人去吃饭，然后是休息，之后又是学习和练习，直到傍晚，随后立即上床。外出演奏的人，一结束就得回来。在外过夜的人，第二天受罚。根本不回来的人，会派警役去追，抓到后关进监狱。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音乐学校。这是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有一套规矩，而音乐就是劳动。
现在是人们不愿意多讲的那一部分。就在伯尼登上那些楼梯的同一个十年里，热罗姆·德·拉朗德（Jérôme de Lalande）游历意大利，写道，那不勒斯的音乐学院里“制造”（façonnés，这是他的用词）出一批学习音乐的小阉人。他记下，在意大利歌唱的几乎所有阉伶，都是在那不勒斯培养出来的，那里的这种阉割手术做得极为熟练。经济机制他讲得毫不拐弯：剧院经理为这样的嗓音付出高价，于是背着一大群孩子的农民和平民去找外科医生，让他动手。孩子治好之后，就被埋进（这个动词是他的用词）某所音乐学院，在那里吃得不好，但为了让他学好，什么都不会省略。人们把几种乐器摆在他面前，他选择自己觉得最适合的那一种，学乐器的同时，也教他作曲。他要写完整一部弥撒曲的音乐，才能离开音乐学院。
规章里，这种手术是禁止的。德·拉朗德记下，这条禁令几乎没有人认真遵守，并描述了变通的办法：父母在孩子学了最初的一些音乐知识后把他领回家，在外面动手术，嗓音一显出好来，就把他送回去继续学业。账由迪·贾科莫（Di Giacomo）来算，他把四所音乐学院的档案逐一梳理过：每一百例手术中有十例，不是改变了嗓音，而是让嗓音彻底消失。而且常有这种情形：一副被宣布为美妙、并已成功使用过的嗓音，几年之后骤然消失。对这些孩子，只剩下一条路，神职。十八世纪意大利的大批神父，就是这样一些男人：他们被夺走了一切，换来的是一份始终没有到来的前程。
在圣奥诺弗里奥内部，十六名年轻的阉伶有一整个侧翼，更明亮，房间温暖、朝向好。伯尼记下了这一点，并以管理者般的冷静解释其缘由：他们的嗓音更为娇弱，必须让他们避免感冒，感冒不仅会妨碍学业，还会让他们面临永远失去嗓音的危险。他们是学院的投资，也被如此对待。其余四十人，则待在那间把床当谱架的大屋子里。
伯尼来访二十年后，大约1790年，圣奥诺弗里奥的孩子已不再是九十个。只剩下三十来个，所有前任都已去世，唯一幸存的老教师是贾科莫·因桑圭内（Giacomo Insanguine），人称“莫诺波利”（Monopoli），他是《马雷基亚罗酒馆》（L’osteria di Marechiaro）的作者，那部作品在菲奥伦蒂尼剧院连演了六十个晚上。虔敬院和洛雷托圣母院也在发生同样的事。二十年间，这套培养出佩尔戈莱西、约梅利、帕伊谢洛、奇马罗萨和皮契尼的体系，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学生，而当时的那不勒斯没有人敢大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