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代莱·费纳罗利肖像。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1650年至1800年间，在那不勒斯，四所孤儿院培养了欧洲大部分的作曲家。洛雷托圣母院（Santa Maria di Loreto）、卡普阿纳的圣奥诺弗里奥（Sant’Onofrio a Capuana）、蓝衣虔敬院（la Pietà dei Turchini）、耶稣基督的穷人院（i Poveri di Gesù Cristo）。从这些房间里走出了佩尔戈莱西、皮契尼、帕伊谢洛、奇马罗萨、津加雷利（Zingarelli），而从津加雷利门下走出了贝利尼。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十年的寄宿生活里，打开过一本和声学教科书。和声学教科书当时还不存在。
他们用来取代教科书的东西，叫作帕尔蒂门托（partimento）。那是一行孤零零的音乐，低音，写在单独一行谱表上，有时上面标着数字，有时什么都没有。孩子坐到羽管键琴前，从这一行里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有声部，有模仿，终止式都在恰当的位置。他不是把它写下来：而是弹出来。这首曲子只在他弹奏的时候存在，而证明他学会了的，是第二天他能把它弹得不一样。
这与今天的教法之间的差别是彻底的，而用实际的话说最合适。现代和声课从一条通则出发，然后应用它：级数、功能、解决。帕尔蒂门托则反过来，从手的一种物理处境出发。低音上行一个全音，那么上面发生这个。低音下行五度，那么发生那个。低音停着不动，那么又是另一个。这些是运动的公式，不是概念，那不勒斯人把它们称为低音的运动（i moti del basso）。
整座建筑的承重结构是八度规则（regola dell’ottava）：一个音阶，低音八个音，每一个音上都有一个既定的和弦。懂了它，就能为任何以级进方式运动的东西配和声，而在十八世纪的音乐里，这占大多数。它最早在印刷物中出现于法国，在弗朗索瓦·坎皮翁（François Campion）1716年的一本吉他论著里，但在那不勒斯，更早以前就在作坊里不用书地传授了。
材料保存了下来，有数千页。弗朗切斯科·杜兰特（Francesco Durante）的集子，他教了几十年书，是这套方法真正的建筑师，其中有标数字的帕尔蒂门托，有加花的帕尔蒂门托（低音本身跑动起来），还有赋格式的帕尔蒂门托，也就是只凭低音一个声部去重建整首赋格。费代莱·费纳罗利（Fedele Fenaroli）是杜兰特的学生，1775年出版了他的规则，那本小册子在意大利的音乐学院里一直用到十九世纪很晚的时候。
与帕尔蒂门托并行的是视唱（solfeggio），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出声读音符。它意味着在教师于羽管键琴上实现的低音之上，演唱一条专门写成的旋律，那不勒斯的视唱曲是真正的作品，往往非常优美，其构造是为了让手在键盘上学着的同样那些公式，也通过孩子的喉咙。这套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同时从两条路径到达。
然后是时间，而时间是今天没有任何机构还负担得起的部分。一个孩子八岁或十岁入学，待十年。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学习，在教堂里唱歌来付寄宿费，同时教更小的孩子，因为这套体系靠的是mastricelli，也就是给新生上课的高年级学生。他离开时，身后有几千个小时用手完成的作曲，却没有一场笔试。
后果是听得出来的。这些作曲家写得快，并不是关于天才的轶事，而是一种技术效果：他们手指里有一套已经组装好的解决方案的库存，作曲时不是一个音一个音地决定，而是在从十岁起就熟知的模式之间做选择。奇马罗萨和帕伊谢洛几周之内就交出歌剧，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为此而建的。
这套方法在十九世纪消亡，原因并不在音乐。它消亡于音乐学院变成有班级、课时、分科和教育部课程大纲的学校之时，也就是和声、对位和作曲成了由三个不同的人讲授的三门不同的课之时。帕尔蒂门托恰好相反：一件事，坐在乐器前做。
二十年来，研究把它重新带回流通。罗伯特·耶尔丁根（Robert Gjerdingen）在2007年出版的《加兰风格的音乐》（Music in the Galant Style）中重建了它的模型，乔治·桑吉内蒂（Giorgio Sanguinetti）在2012年出版了《帕尔蒂门托的艺术》（The Art of Partimento），至今仍是参考书。在意大利的音乐学院里，帕尔蒂门托已经重新进入某些教学大纲，作为一门课。也就是说，又一次，作为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