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洛伦扎·奇维塔雷阿莱（Lorenza Civitareale）
1968年11月22日，一张注定要说进美国人心里的单曲发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If I Can Dream》。十一天后，12月3日，美国听到他在NBC电视特别节目的结尾演唱了它，那档节目让他在多年拍电影之后重返舞台。这个类比也许显得冒险，但那首歌为它的国家做的事，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824年为它的听众所做的相似：它把一个时代的情感与理想，变成了人人可听的音乐。
怎样走到这样的类比？严肃音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音乐，其特征在于它运用参数时的复杂性：旋律、和声、音色、力度。还常常在于它与周围发生的历史之间的联系。在贝多芬的第五和第九交响曲中，我们重新找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理想。《If I Can Dream》发生了类似的事。
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最暴力的年份之一。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6月5日，在洛杉矶，轮到了竞选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距他兄长约翰遇刺五年。《If I Can Dream》就诞生于这样的氛围：歌词由沃尔特·厄尔·布朗（Walter Earl Brown）为猫王而写，他想到的是猫王对金之死的痛苦，音乐与配器出自作曲家比利·戈尔登伯格（Billy Goldenberg）之手。这首歌只需要说一件事：所有这些暴力必须结束。
这是一首与猫王此前所唱不同的作品。光有乐队不够：1968年6月，在好莱坞的录音室里，在洛杉矶最抢手的录音乐手录好的基础音轨上，又加入了管弦乐队和合唱团。原因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需要一支管弦乐队的力量，那音乐才能抵达所有人。这正是古典音乐在几个世纪前走过的路：从宫殿的房间、少数听众，走向大音乐厅，编制越来越大，以触及更多的耳朵，更深地打动人。
但在《If I Can Dream》里，有一个参数值得停下来看一看：力度。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记得它的开头：一支孤零零的小号，吹着一段羞怯的、几乎低声的旋律，仿佛想引起注意又不想打扰。这个姿态让人想起理查·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在那里，小号在低沉的隆隆声之上升起，乐队一小节一小节地增长，直至爆发为一个凯旋的和弦。猫王的歌也从那支小号开始，然后是节奏组，然后是人声，随着人声，管弦乐队和合唱团进入。小号从不成为主角，却被加倍，强度上升，直到最后的爆发。只是在这里，正如歌词和历史所说，爆发不是凯旋：而是绝望的求助。
严肃音乐就藏在流行音乐的这些细微之处，并进而影响到那些本不严肃的音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艺术音乐的珍珠，我们不会去发现；但只要用心去听，就能找到数以百计。古典音乐没有死，也不注定要被关在音乐厅里：它穿过了岁月与人群，坐到了我们中间。
仔细想想，那些创造音乐史的伟大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与摇滚明星也并没有那么不同。那就请允许我这样说：贝多芬是摇滚，而猫王，以他自己的方式，是一位古典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