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tida Carelli
2026年的“蛇之夜”（Notte dei Serpenti）在佩斯卡拉的夏日里余音未散。这场音乐会从2023年起由恩里科·梅洛齐（Enrico Melozzi）大师构思并指挥。他是一位来自阿布鲁佐的多面作曲家，涉足音乐指挥与唱片制作，为电影写作，在流行音乐领域也十分活跃。梅洛齐的艺术气质，在于学院传统与最地道的民间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这场音乐会九月底又在阿奎拉公园礼堂（Auditorium del Parco dell’Aquila）重演，讲的是大师与故土的联系：搬上舞台的是阿布鲁佐的古老传统，民间音乐与舞蹈在古今交织的形式中融为一体。
音乐是碰撞，也是交融，这个想法让我想起一个多元文化的计划。如今我们的目光已经投向2027年，贝多芬的二百周年纪念之年。那个计划由出版商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合作完成，时间大致在1810年至1820年的十年间。这位苏格兰出版商此前已向海顿（Haydn）约请过民歌编配，他的目标是保存并传播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传统旋律，为它们配上学院式的伴奏，再配上一流诗人写的诗句，使之更显高雅。
1803年，汤姆森找到了海顿最杰出的学生贝多芬。起初，贝多芬对把传统歌曲改编成室内乐形式的提议兴趣不大。后来他深入这座新想法的宝库，那些纯粹民族性的旋律，各自带着本国音乐的特征，这个计划渐渐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超出了出版商付给他的丰厚报酬。在编配和声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旋律潜力巨大，意味深长，因为它们让他得以走出调性体系的规则。民间音乐的特点促使作曲家颠覆西方和声的规则：一件起初出于商业考虑的工作，就这样成了和声研究的园地。
官方史学的确认为，贝多芬在1814年至1817年间经历了深重的创作危机，而这些民歌改编的创作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贝多芬十分清楚，来自远方的、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可以成为新的养分，使自己更加丰富。这个计划最了不起之处，也许正是它的实验意愿。他在这些音乐里发现了全新的节奏处理可能，引入了创新，发展出新的作曲技法。总之，这是一段长达十多年的准备与试验，它将径直通向作品111号奏鸣曲第二乐章的变奏、作品126号《小品集》（Bagatelles）的第四首，以及作品131号四重奏的谐谑曲。
贝多芬总共为人声、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写了约170首改编曲，歌曲来自瑞士、法国、波兰、俄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匈牙利和意大利，其中包括西西里和威尼斯的旋律。这批作品在他的声乐创作中占有不小的份量，里面藏着奇妙的惊喜和非凡的新意。它们看似不事雕琢，却让我们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领略贝多芬的天才，展现出这位大音乐家全部的艺术自觉，而且听来极为悦耳。
这些作品几乎被音乐学界忽略，十分私密，也不符合贝多芬的浪漫主义神话，即那个头发蓬乱、厌世、与世界作战的人。但它们同时见证了民间文化与学院音乐迷人的相遇。两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世界，而是同一种人性的不同声音，出于贝多芬终生追求的启蒙理想：四海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