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卡拉斯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向观众致谢，1959年。Anefo，荷兰国家档案馆，来自维基共享资源（CC0）。
佛罗伦萨，1953年5月。在市立剧院（Teatro Comunale），五月音乐节上，维托里奥·古伊（Vittorio Gui）指挥凯鲁比尼的《美狄亚》，扮演这位杀死亲生子女的女巫的，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希腊裔美国女高音，体重在九十公斤上下。嗓音如熔流：深暗的低音，金属般的高音，毫不费力似的充盈整个剧场。可她照镜子，看到的是另一回事。美狄亚是一个被仇恨耗尽的女人，而把她搬上舞台的这具身体，讲的是另一个故事。她决定，这具身体必须改变。
十一个月后，1954年4月12日，玛丽亚·卡拉斯以伊丽莎白的身份登上斯卡拉的舞台，演出威尔第的《唐·卡洛》，体重秤上显示64公斤800克。她至少瘦掉了四分之一的体重：照她自己的说法大约二十五公斤，另一些推算则高达三十六公斤。那一季的照片，看上去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同年12月7日，她以斯蓬蒂尼的《贞女》为斯卡拉的演出季开幕，导演是卢基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他后来与这位纤细的女子一起做了五部制作，其中包括1955年的《茶花女》：一位像演员一样行动的演员，而不再是一把从舞台这头挪到那头的嗓子。
她是怎么做到的，至今仍是传说的题材。她自己谈到过一份合理的饮食，沙拉和鸡肉。她的丈夫乔瓦尼·巴蒂斯塔·梅内吉尼（Giovanni Battista Meneghini）却讲起一通慌乱的电话，打自Grand Hotel，还有在浴缸里排出的一条绦虫，这就是著名的绦虫故事，七十年来在传记和画报中流传，却从未有人证明过。有文献可考的是结果，而这个结果把歌剧界分成了两派，从未签过和约。
第一派说，嗓音随着身体变了。被引用最多的论据来自沃尔特·莱格（Walter Legge），为她录音的EMI制作人：1954年录制《命运之力》期间，她的颤音宽到这个地步，莱格以一句出了名的玩笑话威胁说，要在每张唱片的每一面都附上一片晕船药。这个论点有它自己的生理学依据：歌剧歌手用整个躯干呼吸，在某一种身体上建立起来的支撑，无法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少了四分之一质量的身体里。嗓音医学专家弗朗科·富西（Franco Fussi）用频谱仪分析录音，描述的正是这个：瘦下来之后，呼吸上的代偿使躯干后部肌肉负担加重，让嗓音的高音区更不稳定。
第二派看日历。1954年之后，有与维斯康蒂合作的《茶花女》，有1955年卡拉扬指挥的柏林《露契亚》，有1957年的《安娜·博莱纳》：卡拉斯成其为卡拉斯的那些年。真正的衰退来得更晚，从1958年起，罗马的《诺尔玛》在共和国总统面前中断，并在六十年代急转直下，那时她的体重早已不再变化。一次节食，不会在账单开出十年之后才来结账。2026年，在《嗓音杂志》（Journal of Voice）上，罗萨里奥·马尔凯塞-拉戈纳（Rosario Marchese-Ragona）领衔的一组意大利医生，重提一个流传已久的假说，即皮肌炎，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病，攻击肌肉，包括喉部和呼吸的肌肉，并把它与有记录的症状对照：渐进的疲劳，撑不住的气息，时有时无的嘶哑，服用可的松后的部分好转。这是一个假说，不是一份尸检报告。但它把指控的分量，从报纸原先放的地方挪开了。
剩下一件最简单的事实，两派都接受。1953年的嗓音与1955年的嗓音不是同一把嗓音：前者更饱满，后者更灵活，而在两端更不稳，服务于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戏剧。卡拉斯用一部分声音，换来了一个能够表演的身体，而且她是明知自己在做什么而这样做的。她最后一次在舞台上演唱歌剧，是1965年7月5日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那是《托斯卡》，斯卡尔皮亚由蒂托·戈比（Tito Gobbi）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