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tida Carelli
当意大利国内外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庆祝活动渐近尾声之际，在今年我有幸参加的众多活动中，我愿特别回顾那场周日上午的放映会：作为2026年巴里国际电影节(Bif&st 2026)的一部分，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成为巴里佩特鲁泽利剧院的主角。这位都灵作家将于11月15日与梅洛齐大师及众多杰出艺术家一道，登上圣塞西莉亚音乐厅的舞台，参加2026年罗马欧洲艺术节的闭幕音乐会。这一次，他把整场讲座献给莫扎特这个人物，并”打捞”出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1984年的影片《莫扎特传》。这部电影有人爱、有人厌，有人推崇、有人质疑，它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片或传记片，但无疑有一项功绩：它把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这个人物带到了广大的、大多为年轻人的观众面前，而这正是今天最难被吸引、最难爱上古典音乐的那群人。
这部电影在放映结束后仍久久地向观众发问。巴里科带领观众一起解读它，讲述了当时的维也纳：那是一个娱乐产业，音乐是为自己的消遣付钱的贵族们的配乐。这并不贬低莫扎特的音乐。当时没有哪位音乐家认为音乐应当表达自己的激情，没有哪位十八世纪的作曲家把音乐当作倾诉个人情感的工具；音乐家不表达自我，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崭露头角，那就是从贵族向资产阶级的转移，它在莫扎特的时代开始显现，到贝多芬的时代最终完成。莫扎特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在他的”学院”音乐会上，贵族与市民并肩而坐，而他本人正是两个社会时代之间完美的交汇点：从宫廷作曲家变成了半自由的职业音乐家。
福尔曼与赫尔斯呈现的是一个孩子气而又不敬的莫扎特，一位摇滚英雄的叛逆心跳，他自信满满、毫无礼数地走进皇帝的宫廷。巴里科本人称他为”一个怪人”，并把他与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相提并论。两人的共同之处，是一种当时人们尚不具备的奇观意识；并非他比萨列里更出色，而是他身上有一种听起来过分的强度，而这正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观众所要的强度。他依然是十八世纪的儿子，却能感知到稍远一点的东西。
在天才与嫉妒的维度上停留，深入才华与欲望之间的张力，巴里科明确指出，影片视为理所当然的萨列里有罪之说没有任何真实依据；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个世界，但不可能真的发生过。影片中始终令人震撼、也令人极为痛苦的一幕，是乱葬坑的场景，但巴里科提醒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放回它们所处的时代去看。没有送葬队伍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原因正如影片所示：当时下着雨。那时的人们不懂得某些时刻的神圣。于是，莫扎特临终之时，妻子正在温泉疗养，但在十八世纪的婚姻里，爱情既非必需，也不被提倡。
在巴里这座华美剧院里的放映，在银幕上剧院的环形观众席与佩特鲁泽利剧院真实的环形观众席之间，创造出一种难以置信、令人迷醉的连续性，一个独一无二、动人心弦的魔法之环，莫扎特见了一定会心头一暖。电影以一种极其奇特的方式发生了。巴里科本人在讲座中也坦言，他的感动远远超出预料。这样的电影应当在歌剧院里观看，以一种投入而共同参与的方式，因为莫扎特的音乐，正如克劳迪奥·阿巴多所说，”带来欢乐和一种深深的幸福感，值得与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