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1986年。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纽约，卡内基音乐厅，1965年5月9日。买票的队伍绕着街区排了两天，带着保温瓶和睡袋，报纸派出摄影记者，就像对待一桩社会新闻：因为它确实是。那天下午，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整整十二年缺席之后重新在公众面前演奏。他走上舞台时，掌声持续了那么久，以至于他站在钢琴旁边，不知所措，等着观众允许他开始。独奏会的第一个和弦略有偏差。没有人在意：传说已经重新启动。
隐退始于1953年，在庆祝他美国首演二十五周年的音乐会之后。这位全世界出场费最高、被神化得最厉害的钢琴家，那个场场爆满、八度弹得不像人类所能的人，就这样停了下来：精疲力竭，抑郁，一台把他当作豪华怪胎来对待的音乐会机器的消耗，而他自己既助长它，又憎恶它。十二年里，他住在纽约的家中，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出门：他练琴，偶尔在客厅里录音，收少数几个学生，任由世界去想他是否还会再被听到。这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隐退：三十年代他就已停过一次，七十年代还会再停。从远处看，霍洛维茨的职业生涯是隐没与复出的交替，一次比一次轰动，直到最后一次，也是最动人的一次：莫斯科，1986年，时隔六十一年重返俄罗斯，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挂在窗户上，只为听他。
把这段沉默放在本刊讲述过的另外两段旁边，很有启发：古尔德，为了录音室而永远离开舞台，以及克莱伯，一生只是一滴一滴地露面。面对同一个敌人，也就是吞噬演绎者的机器，三种不同的策略：古尔德解雇了它，克莱伯让它挨饿，霍洛维茨则让它间歇地吞噬自己，在牙齿咬到骨头时逃走。他的版本最富人情味，也最缺乏理论：不是宣言，只是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快要碎了，而在那个时代，停下来被视为职业自杀，“精疲力竭”这个词只会压低声音说出口。
今天我们会把它叫作职业倦怠（burnout），研讨会会谈论它。当时它被叫作天才的任性，而公众只在复出大获全胜的条件下才原谅。霍洛维茨三次付出了代价，也三次回来，最后一次已是八十出头，带着那种麦克风从未完整捕捉到的声音。1965年5月卡内基音乐厅周围的队伍，是对这一真相的无意纪念碑，这个行业至今仍难以接受它：演绎者的沉默不是职业生涯的中断。它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有时还是拯救其余一切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