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rico Mel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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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12月6日,星期二,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的遗体从劳亨施泰因巷(Rauhensteingasse)出发,穿过维也纳,前往圣马克思(Sankt Marx)公墓。他死于前一天,凌晨零点五十五分,终年三十五岁。圣斯蒂芬大教堂的登记册上,这场葬礼属三等,而安葬的地方,维也纳的文献称为 allgemeines Grab,即合葬坑。这个说法听上去像一句判决,两个世纪来,西方音乐最经典的一幕就搭在它上面:最伟大的天才与无名者一同被扔进一个坑里,没有人跟在灵车后面,一场暴风雪把仅剩的几个人驱散。这一幕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查证。几乎没有一个经得起查证。

巴巴拉·克拉夫特1819年绘制的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身后肖像
巴巴拉·克拉夫特(Barbara Krafft)1819年画下这幅莫扎特肖像,距他去世已二十八年,依据的是他人的肖像。我们人人熟悉的那张脸,是一种重构。

先从这个词说起。德语里的 allgemeines Grab 并不意味着穷人坑,而是“普通坑”:一个不属于贵族、也没有买下私人墓地的市民的常规安葬方式。在那年12月的维也纳,绝大多数死者都是这样安葬的。带墓碑的单人墓是例外,只留给付得起地皮并能维护它的人;其他所有人都进入这样的坑,市政当局有权在十年后重新打开并再次使用。这不是惩罚,是章程。面包师的兄弟、官员、商人和皇家宫廷作曲家走的是同一套程序,而他们走这套程序,是因为皇帝这样决定了。

法令颁布于1784年8月23日,署名约瑟夫二世,这位君主在十年间改革了他所能插手的一切,从修道院到医院,再到墓地。其中的逻辑既出于卫生,也出于核算。死者要迁出教堂和城墙,墓地要移到城外,安葬必须尽量不给社区增加开支。文本规定,尸体要缝进亚麻布袋,赤身放入墓坑,覆上生石灰;棺材只用于运送,运完就回来接下一位死者。单人墓碑被禁止。今天读到这几行的人立刻明白,传说为什么能够扎根:这几行像是特意写来让我们想象莫扎特被塞进布袋的。

庞培奥·巴托尼所绘的皇帝约瑟夫二世
庞培奥·巴托尼(Pompeo Batoni)所绘的约瑟夫二世。1784年关于葬礼的法令出自他手,而五个月后,也是他不得不部分收回这道法令。

只是,这份章程在维也纳从未以人人引用的形式生效。市议会把强制使用布袋和可重复使用的棺材的那几款,从正式公布的文本中删掉了,因为维也纳人的抗议之激烈,连政府都感到意外: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赤身放入石灰的尸体,正是瘟疫时期安葬的景象,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父亲遭受这个。约瑟夫二世不是一个轻易让步的人,但他让步了。五个月之后,1785年1月20日,新的法令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安葬在棺材里。莫扎特于1791年12月去世时,可重复使用的棺材已经是一条废止了将近七年的规定。维也纳研究者迈克尔·洛伦茨(Michael Lorenz)一生泡在市档案馆里,他一行一行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剩下钱的问题,而这里地面变得湿滑,因为莫扎特葬礼的费用账单已经遗失。不过我们有他邻居们的账目,那是最接近参照的东西。克里斯托夫·多普勒(Christoph Dopler)住在同一片区域,1789年5月去世,他有一口价值1弗罗林30克罗伊茨的棺材,木匠约瑟夫·海斯(Joseph Haiss)开具的账单日期为5月12日,三等安葬总共花了6弗罗林45克罗伊茨。克里斯蒂娜·蓬沙布(Christina Ponschab)次年用了一口价值4弗罗林的棺材。这些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数字,不是赤贫者的数字。三等是大多数人的等级,而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并不穷:他们是普通人。

《安魂曲》K. 626手稿的一页
《安魂曲》K. 626的一页。他去世时正在写的这部作品,也是为围绕他生命终点的传说添柴最多的作品。

那场暴风雪也散去了。有风、有雪、少数送葬者走到半路折返的那个版本,出自一个叫约瑟夫·戴纳(Joseph Deiner)的人的叙述,几十年后才被收集印行,带着一副事后构建的记忆的全部神气,是一个需要结局的故事为自己造出的结局。维也纳那几天的气象记录说的是另一回事:天气温和,常有雾,气温在零上三度左右。那不是一个浪漫悲剧的日子,而是任何一个维也纳十二月的日子。关于谁出席了葬礼,最早的来源是奥托·扬(Otto Jahn),他在1856年写到了萨列里、聚斯迈尔(Süssmayr)、范·斯维腾(van Swieten)和另外两位音乐家。当然人不多。但是,灵柩一路送到墓坑的送葬队伍,在当时的维也纳,恰恰因为改革的缘故,正是一种逐渐消失的习俗:祝福在小礼拜堂里进行,从那里起,灵车独自继续前行。这不是遗弃,而是程序。

这段历史真正令人痛心的地方在别处,而且发生在1808年。康斯坦策(Constanze)已守寡十七年,她回到圣马克思,想找到丈夫被安放的确切位置。1791年的掘墓人早已去世。那一年的墓坑已经被重新打开并再度使用,正如章程所允许的,重见天日的遗骨已被改葬到别处。再也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如今游客拍照的那根断裂的石柱和哀伤的天使,是十九世纪立在一个大概位置上的纪念碑,并不在一具遗体之上。从物质上说,莫扎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什么。

约瑟夫·朗格1782年所绘的康斯坦策·莫扎特
约瑟夫·朗格(Joseph Lange)1782年所绘的康斯坦策·莫扎特肖像。1808年,她回来寻找丈夫的坟墓,却没有找到。

那么,传说为什么赢了?因为它有用。它对十九世纪有用,那个世纪需要被误解、被牺牲的艺术家,来为自己的天才观辩护,于是照这个尺寸裁剪莫扎特,就像裁一件衣服。它对传记作家有用,因为雪下的合葬坑比一份行政手续好讲得多。它至今对我们有用,我们不断重复说伟大的人都死于贫穷,因为这是一种方便的办法,让我们不必问问自己,我们付给活人多少钱。莫扎特并不穷,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穷:最后一年里他收入不错,有委约,有宫廷职务。他欠了一身的债,这是另一回事,而且更现代,他去世时还要养一个家,手上还有一件只交付了一半的工作。

从他身上夺走的不是葬礼的尊严,而是石头上的名字。1784年的法令出于卫生和节约的原因废除了单人墓碑,一位开明的皇帝就这样,在无意之间,取得了这个世纪最阴暗的结果:让人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亡者。不只是莫扎特,是所有人。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进了十年后便不复存在的墓坑,随之消失的还有去探望他们的可能。在这个故事里,天才并没有比别人受到更差的对待。他受到的对待和所有人完全一样,而因为他是莫扎特,我们才察觉到这意味着什么。

Il testo è delIl Coro di Melos di M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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