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克莱伯在录音现场，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Staatskapelle Dresden）合作。Deutsche Fotothek，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这句俏皮话出自赫伯特·冯·卡拉扬，他对工作很有发言权，因为他向来做得太多：卡洛斯·克莱伯只在冰箱空了的时候才指挥。这是一句裹着挖苦的赞美，而这一次，统计数字印证了这个笑话：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这位许多同行和乐评人眼中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指挥家，只登上指挥台指挥了大约九十场音乐会和几百场歌剧演出。卡拉扬在同样的时间里，积累的场次以千计。
克莱伯身上的一切都是减法。几乎从不接受采访；慕尼黑的那些年之后，再没有固定职位；曲目极少，几部歌剧和寥寥几首交响曲，打磨了几十年：他七十年代与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录制的贝多芬第五和第七交响曲，在许多人看来依然是交响乐唱片史的顶点，而《蝙蝠》的影像，或1989年新年音乐会的影像，则展示了那种指挥手势是什么样子：与其说是打拍子，不如说是空中的一幅图画，音乐是被描绘出来的，而不是被命令出来的。与他合作过的人讲述着近乎偏执的排练，以及乐团感到自己被托离地面的夜晚。然后，几个月或几年的沉默：取消演出的信，消失无踪，拒绝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九十年代，他接受了一场音乐会，酬劳，确切地说，是一辆全新的奥迪汽车：看来冰箱又空了。
父亲能解释很多事：埃里希·克莱伯（Erich Kleiber），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离开纳粹德国前往阿根廷，并严厉地劝儿子别搞音乐。卡洛斯一生都在与那个幽灵决斗，常常指挥与父亲相同的曲目，用的是父亲的总谱，仿佛在请求一个再也没有人能给他的许可。他于2004年去世，直到最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在斯洛文尼亚，在妻子所在的村庄。
在注意力经济里，消失的人就会死去，而克莱伯是支撑起一份希望的反例：他让稀有本身成为价值的实质，在实践上与切利比达克南辕北辙，却站在同一座哲学山丘上，而市场尽管憎恶不生产的人，也投降了：他的每一次露面，在开始之前就已成为传说。九十场音乐会就够了。这是最优雅的证明：在艺术中，数量不是美德，只是最容易计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