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rico Mel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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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德·维塔(Luisa De Vita) 文

今天我们谈谈康苏埃洛(Consuelo),乔治·桑(George Sand,本名阿曼丹·奥萝尔·露西尔·迪潘〔Amantine Aurore Lucile Dupin〕)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这位女作家在一个几乎完全由男人主导的欧洲文坛上,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独唱者般的声音。要让小说里的康苏埃洛可信,需要一个真实的原型,一位血肉之躯的女歌手,真正走过那些通往成功的牺牲阶段。吉卜赛姑娘康苏埃洛的大部分外在特征和行为,无论是职业上的还是做人上的,都来自波利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的生活。

奥古斯特·沙尔庞捷于1838年所绘的乔治·桑肖像
乔治·桑,奥古斯特·沙尔庞捷(Auguste Charpentier)所绘肖像,1838年。巴黎,浪漫生活博物馆(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就像每一位把朋友当作创作模特的艺术家一样,乔治·桑想必与波利娜长谈过,以了解她的生活。她会发现,波利娜出身于歌唱家的世家:她的父亲曼努埃尔·加西亚(Manuel García),是罗西尼时代星空中最美的名字之一。桑研究着这位朋友,如同王尔德的镜子那样,吸收她的性格与姿态,再把它们移植到康苏埃洛身上。波利娜当然知道自己的个性被这样挪用,并且为此欣喜。

小说发表于1842至1843年间,讲述一位贫穷而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歌手的故事,她在威尼斯长大,被波尔波拉(Porpora)大师发现。被未婚夫安佐莱托(Anzoleto)辜负后,康苏埃洛前往波希米亚,在一户贵族家中担任声乐教师。在那里,阿尔贝特伯爵(Albert)爱上了她,请求她嫁给他;但这位少女在爱情与对独立和事业的渴望之间挣扎,与年轻的海顿一同踏上一次冒险的旅程直至维也纳,去向他的老师请教。桑本人虽然承认这部小说有若干局限,却认为它很有意思,因为它再现了十八世纪的精神:玛丽亚·特蕾西娅、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伏尔泰和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的时代,一个充满艺术、哲学、神秘与伟大革命之间种种对比的世纪。

这部小说立刻引起了音乐家们的兴趣。梅耶贝尔(Meyerbeer)向波利娜·维亚尔多吐露,想把它改成一部歌剧,但计划没有成形。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也曾想过一部《康苏埃洛》:巴黎的《音乐评论与公报》(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可以为证,它宣布了他想为小说的一部分谱曲的意图,并明确谈到了人物和演唱者。然而,这个计划在李斯特与桑的通信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信中也从未提到波利娜·维亚尔多,而她是唯一准备好化身康苏埃洛的女歌手。

阿里·舍费尔所绘的波利娜·维亚尔多肖像
波利娜·维亚尔多,康苏埃洛的活原型,阿里·舍费尔(Ary Scheffer)所绘肖像。巴黎,浪漫生活博物馆。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要看到一部完全意大利式的《康苏埃洛》,得等到世纪末,那就是贾科莫·奥雷菲切(Giacomo Orefice)的同名三幕抒情喜剧(commedia lirica),其总谱赢得了博洛尼亚市政府于1894年举办的巴鲁齐(Baruzzi)比赛。奥雷菲切的音乐至今仍保存在家族档案里,事实上无从接触,无法评判。更容易讨论的是阿方索·伦达诺(Alfonso Rendano)1902年的版本,一个序幕加三幕,剧本出自弗朗切斯科·奇米诺(Francesco Cimmino)。

这部歌剧保留了与小说的若干相似之处:序幕、三幕以及内部的场景,遵循的结构与桑的结构相近。但戏剧所要求的浓缩,给音乐改编造成了困难,这也是这部歌剧受到许多批评的原因之一,尤其来自《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德国评论家。这里不是对小说与剧本作系统比较的地方;可以认为,许多差异源于剧本作者在解读这位女作家的文字时所做的选择。再说,歌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体裁,其观众在历史上趋于保守,常常抵制最激进的创新:由此在革新的渴望与对传统的忠诚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张力。无论如何,奇米诺的工作值得认真对待:他的语言被认为古旧,但保有相当的叙事与戏剧力量。

还剩下一个问题,涉及整个歌剧。它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女主人公?为什么舞台上的女人几乎总是以死告终?这不只是对悲剧的偏好,也不只是叙事的权宜之计。在歌剧里,女性之死常常是一种结构上的必需:故事收束之处,情感圆满之时,同时也是“恢复秩序”的一道关口。女主人公们很少能就这样走开。她们的自由,即使只是隐约的,似乎也不能一直敞开着。罪责、欲望、他人的救赎,都在她们身上了结;然而在这个残酷的机制之内,仍有某种强大的东西留存,因为她们一直唱到最后一刻。那些声音不会消失,并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如果历史允许那个女人活下去,她本可以成为谁?

为了尝试回答,我回到康苏埃洛。小说结尾,在阿尔贝特去世之前,他与康苏埃洛举行了婚礼,这是克里斯蒂安伯爵不顾宗教和教规上的障碍而促成的。仪式刚结束,阿尔贝特便在亲人的臂弯中死去。小说结束时,展现的是康苏埃洛带着尊严和精神上的成熟面对痛苦:对她来说,伯爵夫人的头衔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引导她的情感与道德深度。在歌剧里,康苏埃洛同样体现了十九世纪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自由、独立,被深刻的道德与艺术张力所驱动。一个解放与自觉的原型,对她而言,鲁道尔施塔特伯爵夫人的头衔不过是一件社会的装饰品,因为她的心与头脑得以生活,而无须遵循他人确立的规范。康苏埃洛,不同于她的舞台姐妹们,没有死去。

参考文献

F. Battaglia, Alfonso Rendano e il suo sogno teatrale, 剧本版导论文章, Bongiovanni, Bologna 2004.
S. Ragni, I viaggiatori musicali nell’Italia del Settecento, 第四卷: Consuelo di George Sand, Guerra Edizioni, Perugia 2019, 第95-113页.
M.P. Rambeau, La femme musicienne: représentations et enjeux dans l’œuvre de George Sand, CNRS Éditions, 16, 2016, 第56-73页.
G. Sand, Consuelo, UTET, Torino 1947 (2卷).
G. Sand, Storia della mia vita, 玛丽娜·皮亚扎(Marina Piazza)与保拉·福尔蒂(Paola Forti)编, La Tartaruga, Milano 1994.

Il testo è delIl Coro di Melos di M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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