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1920年5月15日，星期六，巴黎国家歌剧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l’Opéra）。欧内斯特·安塞美（Ernest Ansermet）举起指挥棒，毕加索设计的幕布拉开，马辛（Massine）的舞者登台，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推出了将要改变二十世纪音乐的作品之一。节目单上写着：乔瓦尼·巴蒂斯塔·佩尔戈莱西（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的音乐，由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改编。那天晚上听到的，大部分并不是佩尔戈莱西的。斯特拉文斯基不知道，佳吉列夫不知道，场内没有人知道，而要有人证明这一点，还需要五十年的档案工作。
要弄明白怎样走到那个夜晚，必须从一个二十六岁去世的青年说起。乔瓦尼·巴蒂斯塔·佩尔戈莱西1710年1月4日生于耶西（Jesi），1736年3月16日或17日死于波佐利（Pozzuoli），米兰大学的佩尔戈莱西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Pergolesi）给出的是17日。死亡证书上，死因用一个教科书式的当时拉丁语写成，tabe etica，指肺结核。最后几个月，他住在波佐利的修士们那里作客。他被葬在大教堂旁的合葬坑里。
在最后那几周里，他写了《圣母悼歌》（Stabat Mater）。委托者是那不勒斯的圣路易吉宫圣母七苦骑士会（confraternita dei Cavalieri della Vergine dei Dolori di San Luigi di Palazzo），他们想为圣周五的默想，替换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724年的《圣母悼歌》，那一首当时已被觉得过时。流传的酬金是十杜卡特，而必须说明，这个数字来自传记传统，而不是来自账目文件，连同归在他名下的那句话：他们付了我十个杜卡特，尽管它连十个巴约基（baiocchi）都不值。首次印刷出版：伦敦，1749年。从那以后，这首作品成了整个十八世纪重印次数最多的单部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据它做了一首宗教仿作，《涤除我的罪过，至高者》（Tilge, Höchster, meine Sünden），BWV 1083。
机制就从这里开始。一个二十六岁去世、身负全欧洲声名的作曲家，对出版商来说，成了最接近商标的东西。约1940年，归在佩尔戈莱西名下的作品大约有三百三十首。今天，按巴里·S. 布鲁克（Barry S. Brook）的编目，被确认为真品的约有三十首。百分之九十一的归属被认为是伪托。这不是编目的失误，而是一个市场：佩尔戈莱西的名字能卖，真正作者的名字卖不动，抄谱员就在谱子顶端写上方便的那个名字。
回头看，伦敦，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位出版商印行了一套三重奏鸣曲集，封面上放了佩尔戈莱西。它们是威尼斯人多梅尼科·加洛（Domenico Gallo）写的，直到今天人们对他仍所知甚少。加洛现存的音乐有一半，在两个世纪里是以别人的名字流传的。
再跳一次，海牙，1740年。六首《和声协奏曲》（Concerti armonici）无作者署名出版，由卡洛·里恰奥蒂（Carlo Ricciotti）编订。十五年后，伦敦重印，标为里恰奥蒂所作。后来有人开始说是佩尔戈莱西的，两个世纪里它们都是他的。1979年，阿尔伯特·邓宁（Albert Dunning）打开特维克尔城堡（Twickel）的档案，找到了这六首协奏曲的手写总谱，带有亲笔前言：Partition de mes concerts gravez par le Sr. Ricciotti。签名者是乌尼科·威廉·范·瓦瑟纳尔（Unico Wilhelm van Wassenaer），荷兰外交官兼贵族，他在同一篇前言里评价自己的协奏曲，说有的尚可，有的平庸，有的很糟。他写出了那个世纪的杰作之一，却不自知。
回巴黎之前的最后一跳：米兰，1885年，里科尔迪（Ricordi）出版社。亚历山德罗·帕里索蒂（Alessandro Parisotti）出版了《古典咏叹调》（Arie antiche），三卷，是对十七、十八世纪作品的重新发现，供声乐与钢琴用，他还把自己的东西混进去冒充古作。其中一首是《你若爱我》（Se tu m’ami），被归于佩尔戈莱西。这段旋律从来没有找到过十八世纪的手稿，原因很简单：它并不存在。1949年，弗兰克·沃克（Frank Walker）在《音乐与书信》（Music & Letters）上把这个问题白纸黑字摆了出来，标题一语道尽：两个世纪的佩尔戈莱西伪作与错误归属。
现在回到1920年5月15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份节目单。开场的序曲（Sinfonia）、Scherzino、Andantino、Allegro assai、Allegro alla breve和终曲（Finale）出自多梅尼科·加洛的三重奏鸣曲。托卡塔（Toccata）和带两段变奏的加沃特舞曲（Gavotta）来自今天被归于卡洛·伊尼亚齐奥·蒙扎（Carlo Ignazio Monza）的大键琴组曲。居中的Andantino是《你若爱我》，也就是帕里索蒂，也就是1885年。塔兰泰拉（Tarantella）出自一首以佩尔戈莱西之名印行的小协奏曲，学者们把它归于福尔图纳托·凯莱里（Fortunato Chelleri）或瓦瑟纳尔，在这一点上分歧仍未解决。《普契内拉》里属于佩尔戈莱西的，是取自《弗拉米尼奥》（Flaminio）、《恋爱的修士》（Lo frate ’nnamorato）、《叙利亚的哈德良》（Adriano in Siria）的咏叹调，以及大提琴与低音的Vivo。在其余的一切当中，只占很少。
重新归属都是后来才发生的。1949年的沃克，1969年的赫尔穆特·胡克（Helmut Hucke）以关于《普契内拉》音乐来源的研究，1980年的邓宁，手里握着瓦瑟纳尔的前言。斯特拉文斯基被问到这音乐从哪里来时，总是含糊其辞，苏格兰室内乐团（Scottish Chamber Orchestra）收录了他打发这个问题的那句话：大量的片段，未完成或仅仅勾勒的作品，幸好逃过了学院派编曲者的手。关于伪作被发现，没有找到他本人的声明。
对那些高喊亵渎的纯粹主义者，他在1935年的《我的生活纪事》（Cronache della mia vita）里已经一劳永逸地回答过：爱使敬意减少，而单靠敬意，只会枯燥，永远不能充当生产性的或创造性的因素。1962年，与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Craft）一起，他了结了这笔账：《普契内拉》是我对过去的发现，是一次显现，我之后的全部作品正是借此才成为可能。
他是对的，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己不知道的理由。他重新投入流通的，不是一位伟大亡者的博物馆，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威尼斯人的无名劳作，一位为自己的协奏曲感到羞愧的荷兰贵族，一位只留下名字的米兰人，以及一位十九世纪的里科尔迪职员。斯特拉文斯基所发现的过去，是由从来没有人让他们署名的人构成的。
佩尔戈莱西仍留在1736年3月人们安放他的地方，波佐利的一座合葬坑里。在曾冠以他名字的三百三十首作品中，约有三十首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