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年5月1日，在维也纳，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签署了十四条条款，用这些条款把自己交了出去，为期三十年。这份文件是保罗·安东·埃斯特哈齐亲王（Paul Anton Esterházy）与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之间的合同，海顿受聘为副乐长。文本存在，已完整发表，要想弄明白十八世纪作曲家是怎样一门营生，读它最有教益。
合同首先规定的不是音乐，而是着装。海顿及其属下的乐师必须穿制服出场，整洁，白袜，白内衣，扑粉，发式可任选发辫或发袋。制服不是服饰的细节：它意味着你是下人，进入大厅的人从远处就看出你属于哪一类，而你不属于宾客那一类。
第二条涉及举止。海顿须表现得堪为表率，戒绝过分亲昵，以及饮食上的粗俗，不得显得沮丧，而要情绪良好。对于他所指挥的乐师，文本出人意料地文明：要对待他们不像主人，而是温和宽容，谦逊平静，有人出错时，应先私下纠正，再上报。
然后是今天读来令人有些发寒的条款。海顿创作殿下所命令的音乐。这音乐他不得告知任何他人，不得让人抄写，并须保存以供亲王独占使用。未经知晓和许可，他不得为他人作曲。一句话：他写的东西不是他的。这恰好等同于现代雇主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写于有人发明这个说法的一百七十年前。
接着是到场的义务。每天，中午之前和之后，海顿穿着制服来到前厅，询问殿下是否希望演奏音乐。得到命令后，转告其他人。一天两次，多年之中，一个正在写作将奠定一种体裁的四重奏的人，站在一扇门前排队，等着知道那个下午是否需要他。
此外还有实际的职责，是没有哪本浪漫的传记会讲的。海顿对乐器及其保养负责。他训练女歌手，免得府里的女声在乡下沾上城里听得到的坏习气。他管理档案。实质上，他既是指挥，又是声乐教师、图书管理员和仓库管理员。
报酬：每年四百弗罗林，按季度支付。此外，在府中官员的餐桌上供饭，或者如果他愿意自理，每天半个弗罗林。合同有效期三年，须提前一年通知，海顿承诺在此期间不另谋职位。在他之上仍有格雷戈尔·约瑟夫·维尔纳（Gregor Joseph Werner），老乐长，保留着对教堂音乐的权威：海顿是第二把手，在合唱队的事务上插不上手。
四百弗罗林是多还是少？在同一个十年的维也纳，一位好的乐队乐师在三百到五百之间，宫廷医生远高于此，一名私人侍从约在两百左右。因此海顿进入了下人中的高档，供饭，在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有住处。这不是赤贫，而是依附。
后面发生的是一课：职业生涯是怎样不顾合同而运转的。保罗·安东于1762年3月18日去世，距签约不到一年。继任的是他的兄弟尼古劳斯（Nikolaus），他懂音乐，而且每天都要听，他在匈牙利的一片沼泽中央为自己建了一座宅邸，埃斯特哈扎（Eszterháza），里面有歌剧院和木偶剧院。维尔纳眼看这个年轻人把府里的事都接了过去，1765年给亲王写了一封抗议信，抱怨档案的混乱和对乐器的疏忽。亲王以一份章程作答，并命令海顿多作曲。维尔纳于1766年3月3日去世，海顿成了名副其实的乐长。
关于作品归属的条款，多年下来渐渐松动。1779年续订的合同里，禁止为他人作曲的规定消失了，海顿开始把同样为府里所写的音乐，卖给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的出版商。1790年尼古劳斯去世，继任的安东（Anton）解散了乐队，海顿动身去伦敦，凭约翰·彼得·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的合同，仅仅一个演出季所得，就超过他十年任职所挣的总和。
海顿于1809年5月31日在维也纳去世，当时城市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他七十七岁，在贡彭多夫（Gumpendorf）郊区拥有一栋房子，是用伦敦赚的钱买的。在他的财产清单里，还列有那只鹦鹉，单独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