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肖像。来源：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1777年秋天，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前往巴黎的途中经过奥格斯堡，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真正结识了他的表妹玛丽亚·安娜·特克拉（Maria Anna Thekla），她是利奥波德之弟的女儿。她十九岁，家里人叫她“贝丝勒”（Bäsle），意思是小表妹。两人之间立刻有了默契，满是笑声与心照不宣；他离开之后，一场通信开始了，后来成了莫扎特文献学中最尴尬的问题。
写给贝丝勒的信，现存的约有十封，写于1777年至1781年之间，满纸都是粪便式的文字游戏：连珠般的押韵、无意义的胡话、各种口径的身体影射，语言上的想象力把句法像翻袜子一样翻了个底朝天。对于当时正在塑造大理石莫扎特的十九世纪来说，这些页面干脆无法出版：最早几版书信集把它们删了，缩写了，用省略号加以净化。其中最露骨的一封落进了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的私人收藏，他谈起它，把它当作必须戴着手套处理的文献；这批书信的完整文本，直到二十世纪相当晚近才得以付印。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出版审查，为的是保护一位天才，使他免受自己幽默感的伤害。
不过重点不在八卦：而在语境，研究已经耐心地把它重建起来。那种身体幽默在十八世纪德语民间文化中是通行的货币，在莫扎特家里也四处流传：在他母亲的信里能找到它的痕迹，沃尔夫冈的作品目录里也有宴饮卡农，歌词是今天的节目册犹豫要不要翻译的那种，从著名的K 231开始。它不是天才的秘密偏差：它是一个环境、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喜剧语域，由一个年轻人实践，而他在同样的那几周里，也用同一支笔写下了令人心碎的温柔篇章。此外，贝丝勒也不是书信里的幽灵：两人后来重逢，传记传统也认为她在那些年的情感中占有真实的位置。
这个教训关乎我们，而不是他。每个时代都制造自己需要的莫扎特：十九世纪撕去不得体的信，为的是得到圣人；二十世纪挥舞它们，为的是得到叛逆者；电影在此之上造出了一声著名的笑。文献，完整地读，还回来的是更简单也更稀有的东西：一个完整的年轻人，能把快活的粗俗与崇高放进同一个抽屉里，而不让前者弄脏后者。为贝丝勒的信而震惊的人，和拿这些信来贬低他的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只是方向相反：把人与纪念碑混为一谈。纪念碑，如我们所知，偶尔也会进拘留所：正因如此，它才一直比大理石更让我们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