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肖像。公有领域,维基共享资源。
1713年,汉堡。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在扉页上署名“Secr.”,因为他的本职是英国大使的秘书,他把《Das neu-eröffnete Orchestre》(《新开启的乐队》)送去付印,那是一本给想谈论音乐又不想出丑的绅士看的手册。在一条条定义之间,有一份十七个调的目录,每个调都有自己的性格。他写道,C大调“hat eine ziemliche rude und freche Eigenschafft”:性格相当粗野而放肆,适合节庆。大约二十年前,在法国,马克-安托万·夏庞蒂埃(Marc-Antoine Charpentier)把它称为欢快而好战。两人谁也没有为降D大调写过一行字。
七十年后,轮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他在1784年至1785年间写下《Ide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Tonkunst》(《音乐艺术美学观念》),时值他自1777年开始的十年牢狱岁月;此书于1806年在维也纳身后出版。对他来说,C大调“ist ganz rein”,是完全纯净的,其性格是天真、质朴、单纯,是孩子的语言。而降D大调则是“ein schielender Ton”,一个斜视的调,蜕变为痛苦与欢愉:它不能笑,只能微笑;它不能嚎啕痛哭,至多做出哭的鬼脸。
这些大可以当作文学束之高阁。在今天的钢琴上,降D大调就是把C大调移了一个键,每个比例都相同,而关于平均律,Melos已经讲过它的代价。但马特松和舒巴特的键盘并不是这样调的。1691年,安德烈亚斯·韦克迈斯特(Andreas Werckmeister),奎德林堡(Quedlinburg)圣塞尔瓦修斯教士会教堂的管风琴师,出版了《Musicalische Temperatur》(《音乐律学》)。这个问题古已有之:十二个纯五度不能首尾相接,它们超出一点点,即毕达哥拉斯音差(comma),而这一点点必须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今天称为韦克迈斯特III(Werckmeister III)的律制,把它分成四份:将C-G、G-D、D-A和B-升F这四个五度各收窄四分之一音差,其余八个则保持纯五度。
结果可以从大三度中读出,这个音程决定着一个和弦的色彩。纯三度,即自然赋予每一根振动弦的那一个,为386音分。在韦克迈斯特律制中,C-E为390:多出四音分,几乎听不出的走音。降D-F为408,即古老的毕达哥拉斯三度,比纯三度高二十二音分;升F-升A和降A-C同理。在现代钢琴上,所有三度都是400,比纯三度高十四音分,无一例外。
音分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单位。耳朵听到的是拍音,即两个近乎协和的音相互摩擦时产生的脉动。以A=440为准(那不是当时的标准音高,但可使计算有可比性),调律师知道,键盘中部的C-E每秒应拍十次左右。在韦克迈斯特律制中,同一个三度每秒拍三四次:一种缓慢的起伏,几乎像呼吸。降D-F,按同一律制的频率计算,每秒约拍十七次。那已不是起伏,而是嗡嗡声,一种不用刻意去找就能听出的颗粒感。在钢琴上,这两个三度的拍音大致相同,十次和十一次,两个调之间只剩下音高的差别。
没有人能证明,舒巴特称降D大调为“斜视”时,心里想的是韦克迈斯特律制:当时流通的律制数以十计,每位调律师都有自己的习惯。但结构几乎总是相同:靠近C的三度窄,通往升降号很多的调的三度宽。宁静而天真的C大调,没法完全笑出来的降D大调,都有一个可以测量的对应物。1722年,巴赫在《平均律钢琴曲集》(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第一卷中,为二十四个调各收入一首前奏曲和赋格,他把第三首写在升C大调,七个升号,而不是降D大调。
1844年在伦敦,阿尔弗雷德·詹姆斯·希普金斯(Alfred James Hipkins),四年前作为学徒进入布罗德伍德(Broadwood)钢琴厂,注意到该公司的调律师们无法摆脱中庸律(meantone)的某种变体。1846年,沃尔特·布罗德伍德(Walter Broadwood)交给他一项任务:教会所有人平均律。
Hanno scritto per Melos
Antida Carelli · Lorenza Civitareale · Eleonora Colombo · Giada De Sio · Luisa De Vita · Maria Grazia Drago · Samuele Guerzoni · Mariapia Mancini
Melos si scrive in tanti. Proponi un artico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