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弗里德里希·席勒肖像,席勒是颂诗《欢乐颂》(An die Freude)的作者。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1989年12月25日,东柏林。柏林墙自11月9日夜里开放,已经六周半,在御林广场的剧院(Schauspielhaus)里,也就是今天的音乐厅(Konzerthaus),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举起指挥棒,指向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他七十一岁。他面前的不是一支乐团,而是一幅地图:来自东西两个德国的音乐家,以及1945年瓜分这座城市的四个大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音乐家。演唱者是琼·安德森(June Anderson)、莎拉·沃克(Sarah Walker)、克劳斯·柯尼希(Klaus König)和扬-亨德里克·鲁特灵(Jan-Hendrik Rootering)。音乐会通过电视向半个世界直播,终曲里,当人声唱起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那句诗时,第一个词并不是贝多芬写在总谱上的那个。该唱Freude,欢乐,唱的却是Freiheit,自由。
不久前,伯恩斯坦刚在西柏林指挥过同一部交响曲:两场演出,城市两边各一场。为了给这处改动找理由,他依托的是一个来历体面的假说。亚历山大·惠洛克·泰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十九世纪写出第一部有文献依据的贝多芬大传的美国记者,曾提出:作曲家年轻时对席勒这首颂诗的热情,也许可以追溯到文本的一个早期形态,那时这首诗还是一首献给自由的颂诗,而不是献给欢乐。席勒在1785年夏天写下《欢乐颂》,后来又准备了一个修订版,于1808年死后出版;贝多芬为其中选出的几段谱了曲,并加进了自己的诗句。更早写成的自由颂诗,没有任何踪迹。学者们的共识,如音乐学家亚历山大·雷丁(Alexander Rehding)在他谈《第九》的书里所说,是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文献依据。雷丁还补充了决定性的细节:伯恩斯坦本人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推测来介绍的。
也就是说,伯恩斯坦知道自己手里没有文件,却仍然这么做了。他说,他确信贝多芬会给他祝福。这不是文献学家的做法,而是一位演绎者的做法,他认定一个夜晚比一份史料更有分量,对此,只能就其本来面目来评判。从技术上说,这个改动几乎毫无痛感:Freude和Freiheit各有两个音节,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旋律容纳它们,连一个音符都不用改。从政治上说,则是另一回事。在那座大厅里,“欢乐”这个词听起来是一场庆典;“自由”这个词听起来,却像几百米之外刚刚发生的事实,那里的人们还在凿水泥,要带一块回家。《第九》在二十世纪为各种颜色的仪式效力过,正因为如此,仅仅一个词,就足以说明那个夜晚站在哪一边。
乐队的构成也是一句话。分割过柏林的四个大国,如今并肩坐在同一个舞台上,谱架挨着谱架,与再过几个月将合而为一的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同行坐在一起。没有人需要向观众解释:读一读节目单上的乐团名字就够了。合唱里换掉的那个词,和音乐家们的来历,用两种语言说着同一件事,而第二种,与第一种不同,不需要任何推测。
对着摄像机唱出一个传说,风险在于它会开始表现得像一个事实。那个圣诞节的录音,对席勒什么也证明不了:它证明的是一位演绎者的选择,而且是做出这个选择的人亲口说明的。六周前,在查理检查站,罗斯特罗波维奇(Rostropovich)在柏林墙前拉过巴赫,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许可。伯恩斯坦更像一个戏剧人,他向贝多芬请求了许可,又自己把许可给了自己。
伦纳德·伯恩斯坦1990年10月14日在纽约去世。十一天前,德国刚刚统一。
Hanno scritto per M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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